有媒体评论道：法院只有积极认错，才能赢得公众信任。
所谓无心之过的道歉，有则锦上添花，无则无可厚非。一般来说，除了违纪和受贿、应回避而未回避等明显的过错，引起法官错误定罪（包括量刑）的只有两种可能：法律适用错误、证据采纳错误。
[24]刑事赔偿责任和刑事补偿责任分别是国家赔偿责任体系和国家补偿责任体系下的两种责任形式。[8]大抵是由于国家机关不涉及良心自由问题，对于国家赔偿领域适用赔礼道歉责任，学界几乎没有争议，在司法实践层面也处于积极探索的发展阶段——自2010年我国《国家赔偿法》修订以来，经历了广东朱红蔚案、浙江叔侄案和萧山五人案、河南李怀亮案、内蒙古呼格案等一系列全国瞩目的案件，国家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正在走向繁荣，这种景象无疑是令人鼓舞的。第一，在制度层面上，单独制定刑事补偿法，是一种在公平正义理念指引下的体系上的补充。【关键词】国家赔偿 赔礼道歉 刑事补偿 国家赔偿法 一、问题的提出 2015年9月，一则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安徽高院）全国首例法院登报道歉的新闻引起热议：2012年7月25日，我院作出（2012）皖刑终字第00257号刑事判决，以犯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判处邱超等19人有期徒刑。第三，行为具备有责性，包括责任能力和过错，其中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
[23] 三、国家赔偿中的赔礼道歉之体系思考 （一）刑事补偿责任的独立意义 国家赔偿责任和国家补偿责任作为国家公法责任的两大支柱，前者是针对违法国家活动的赔偿，其目的是赔偿损害。[14]参见魏振瀛：《侵权责任方式与归责事由——归责原则的关系》，《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所谓群的体现，在于自制。
可见，民主宪政不仅止于是价值选择的问题，也是社会文化的问题。同理，为了保障群性，就必须透过限制个性以建立秩序。就像自由主义社会对民主宪政的推动，有自发的自由主义价值为后盾，儒家文化推动民主宪政，也需要有自发的价值为后盾。这个看似矛盾的道理，在中外都不陌生，包括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都在探究。
在讲求克己复礼的民主宪政体制下，对政府权力的最终限制，来自于领导人与大众共同期盼的自我克制。【注】作者是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这样的相互攻击，已经愈演愈烈，彼此视若仇雠。虽然民主自由所保障的是个人，但个人同时具有个性与群性，所以民主自由的建立，应该同时保障个性与群性。遇到纷争而要恢复秩序之道，就是克制自己的慾望，不但社会基层要克制，有权力的人更要克制。当代宪政主义以有限政府为其核心价值，亦即不容政府权力膨胀而为恶。
自由主义与儒家文化在思维倾向上因而有所不同。这就是克己复礼的主张，唯有克己复礼，群才能到达仁的境界。对群的重视，在自由民主的论述下沦为政治不正确，大众便集中关注在自己的自由是否受到限制。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要求的更是对不自由的现象应该介入，甚至加以改造，以维护所有个人不受到政府权力的迫害。
进入专题： 儒家宪政 克己复礼 自由主义 。关于19世纪以降所发展出的宪政制度，若移植到中国的思想与文化环境后，有多大的适应上的困扰？首先，宪政的核心就是保护人权，论争者所遭遇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在人权与秩序之间拿捏，而他们拿捏时所抱持的态度，不仅关乎自身状态与当下事件，也涉及西方文化入侵中国文化的忧虑。
就像在自由主义社会，人人必须判断是否发生人权已受迫害的情事，而并非不证自明，儒家社会一样需要判断，什么是过度主张或过度限制。在这一层意义上，儒家文化所关心的群己分际，与当代民主自由或宪政制度所面对的群己或公私分际，无分轩轾。
在现代中国为了抵抗强权，从无为而治转向大有为政府之前，所谓群性，并没有意识形态建立的历史目标在引导，也没有民族主义在鼓舞。亦即，大众不仅止于关心自己的行动自由是否受限，也关心旁人的人权是否受压迫。在克己复礼的文化基础上，制约机构于是自觉有制约的正当性，也在制约过程中能回归群性，而不是引发权力斗争。因此在制度上凡是遇有应该限制政府责任时，往往没有人或机构在认真有效地执行，即使有在执行的，竟多是以政治斗争为目的，所谓宪政，形同因人设事法国《商法典》第L464-2-1条法令规定，在案件执法调查全面展开之前，如果涉嫌违法行为并不触及严重违法，并可以从快处理的，涉嫌违法的企业可以提出承诺，申请行政和解。德国法学家耶林指出：公共利益是一种能够保证和维持大多数人所关注的生活的安定秩序的利益。
在重启调查的主体上，不仅行政机关有重新启动调查程序的启动权，而且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也有申请行政机关重新启动调查程序的申请权。（一）履行监督 和解协议经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达成合意后即进入履行阶段。
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虽然侧重有所不同，但行政职权法定原则、依法行政原则、程序合法原则基本都是行政法治原则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因此，研究这一制度在我国的适用问题很有必要。
4）行政机关仍无法查明的，停止调查，不做违法认定。因为如果法律规定行政机关适用行政执法和解的先决条件是穷尽职权调查仍不能确定的案件，这可能会给行政相对人一种信号，即行政机关愿意接受执法和解是因为其没有掌握充分的证据，行政相对人可能会认为即使自己不申请和解，行政机关也无法对自己实施制裁。
强制报告的确立不仅能督促行政相对人及时履行和解协议，也有利于减少行政机关的监督成本。行政执法和解协议属于行政契约的一种，具有合同的属性。在行政执法中，适用行政执法和解方式处理案件极有可能损害第三人的利益，而且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达成的和解协议或者行政相对人的某些承认违法的声明，一般不能在第三人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我国台湾地区《缔结行政和解契约处理原则》第十条规定，如果行政相对人未充分履行和解协议义务，公平交易委员会对违约行为继续进行调查，行政相对人不得就同一行为再次向公平交易委员会请求和解。
第二种形态是行政机关经过调查，发现行政相对人存在违法行为，但客观上不能收集充足的证据证实。在决定适用行政执法和解的具体操作过程中，为使行政执法和解不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将操作程序过程透明化，并赋予法院对行政执法和解协议的司法审查权。
再次，为避免公示程序流于形式，保证社会公众能有合理的期限了解行政执法和解内容，公示应有较长的期限，如公示期限不少于六个月。这两种规定之间有什么共性和差异？对我国行政执法和解先决程序的设立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一）域外考察：执法调查的基本要求 1.欧共体。
具体而言，可能产生的风险主要有： 一是可能会放任违法行为。调查重启程序在规定了行政执法和解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均能看到。
行政执法和解协议与私法上的合同一样，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按和解协议履行义务。这实际上降低了违法行为的成本，给予了行政相对人实施违法行为的充分激励。一、问题与方法：行政执法和解的风险与控制 目前，从域外比较成熟的行政执法和解实践来看，行政执法和解制度在执法体制上处于辅助性与替补性的地位。在行政法治发展的现今阶段，是否将该制度引入我国已不再是问题，但法学如政治、诗歌一样，都是具有地方性意义的技艺，它们的运作凭靠的乃是地方性知识。
公示应考虑受众的多样性，不仅要在纸质媒体上公示，而且应在网络媒体上公示。如果行政执法和解的方式适用不当，就会使社会公众对法律和行政机关丧失信任，认为法律是纸老虎，或认为行政机关执法是和稀泥、回避矛盾、滥用职权、简单执法。
因此，行政机关应加强监督检查。四是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21}566国外的司法审查发展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美国《反托拉斯程序和处罚法》规定，司法部与行政相对人达成执法和解协议后，只有经司法审查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后才能生效。至于如何判断和解协议是否具有可接受性，笔者认为，和解协议内容应至少为纠正违法行为所必需，且程度上应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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